3171号：王绶琯星
王绶琯（1923.1.15—2021.1.28），福建福州人，天文学家，中国射电天文学的开创者、中国天体物理学的奠基者之一。1943年毕业于马尾海军学校。1946—1949年在英国皇家格林尼治海军学院深造。1953年回国，先后就职于中国紫金山天文台、上海徐家汇观象台、北京天文台（现国家天文台）。王绶琯提高了中国授时讯号精度，研制了多种射电天文设备。1980年当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历任北京天文台研究员、台长、名誉台长。
天上有一颗国际编号为3171号的小行星，名叫“王绶琯星”，标志着王绶琯在天文领域的杰出贡献。然而，年少时的王绶琯，最初的专业却与天文相差甚远。
1923年的1月15日，王绶琯出生于福建福州的一个普通家庭。他年幼丧父，由叔父抚养成人。1936年，在叔父的建议下，王绶琯报考了马尾海军学校，这是左宗棠在洋务运动时创办的一所著名学校。年仅13岁的王绶琯，从此踏上了十几年的航海征程。学校的课程设置中，有一门航海天文，这是他第一次接触到了天文学。在学校学习期间，王绶琯受到了严格的数学、物理和英文训练，这为他将来的学术生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随着抗日战争的爆发，福建遭受了日军的狂轰滥炸，马尾海军学校被迫迁移到重庆。此时的重庆，汇集了很多逃难的科学家，战争是残酷的，但这并没有打断他们的科学研究，而且他们还抽出时间来从事科普工作，去启迪年轻的学子，王绶琯有机会接触了更多的天文学知识。
王绶琯最初学的是航海，后来因为近视，就改行去学造船。经过了几年的学习和实习，完成了造船课程。在抗战的末期，他考取了公费留学资格，负笈英伦三岛，开启了留学生涯。然而，此时他对造船的兴趣却日渐阑珊。在英国，开始了他人生的一个重要转折点。王绶琯一到英国，除了日常上课外，他将自己的大部分业余时间都投入到了天文学上。彼时的英国，正有几位杰出的天文学家，如爱丁顿、金斯等，他们不仅学术造诣高深，而且在天文科普方面卓有成绩，对于热爱天文的王绶琯而言，真是千载难逢的学习机会。而王绶琯本人也具备较好的理工科基础，因此阅读那些高级科普读物，不觉枯燥，反而兴趣愈浓，他还找机会参观了英国的很多家天文台。
命运之神总是眷顾着王绶琯，他联系并去拜访了英国格林尼治天文台的台长格里高利，两人相谈甚欢。格里高利赞成他来天文台工作，于是，王绶琯在完成毕业设计后，便来到格林尼治天文台。格里高利是经典天文学出身，而此时的天体物理学正方兴未艾，他便鼓励年轻人向这个方向发展，这也奠定了王绶琯一生研究的方向。格里高利利用自己的身份，为王绶琯的学习、实践提供了很多便利，使他得以快速成长。
格里高利先生不久便退休了，新来的台长艾伦教授是一位实验天体物理学家。天文学是一门很强调实际观测的学科，王绶琯就跟着艾伦教授做试验和实测，熟练地掌握了天文学的研究方法。除了日常观测，王绶琯也开始在前辈的指导下撰写文章，逐渐从别人指点到自己独立解决问题，从而成长为了一名合格的天文学工作者。而这时候，来自祖国的一封信，又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
1952年的一天，正在伦敦天文台工作的王绶琯收到了一封来信。致信者是当时紫金山天文台台长张钰哲先生。多年后，王绶琯院士回忆这封信时，仍是感慨万千，“笔迹畅雅，语言率直。虽然我们素未谋面，但信中他毫无质疑地把我视为共赴祖国天文建设的同道。一纸延聘的文书，在我看来毋宁是一位长辈对一个年未满三十的后进者的叮咛”。他遂下定决心回国。
回国的路，并不是那么的顺利。王绶琯与那些海外归国的科学家们一样，都是经历了一些波折。那时中国尚未与英国正式建交，所以回国需要绕道香港，并需要香港的签证，但香港拒绝签证，拒绝过境，所以这样折腾了好久。当时在香港大学任教的曹日昌教授（中共党员），接待和介绍了许多旅外科技专家取道回国。因为当时回国需要有人“铺保”，“保证不是坏人，保证不会留下来”。王绶琯正是在他的帮助下，回到了阔别已久的祖国，开启了人生新的篇章。
“回国伊始，目睹百年国耻一朝湔雪，神州大地污垢尽涤。而百废待兴、众志奋发。由是感激。深信兴我中华舍社会主义莫由。乃立愿效鲁翁之遵命，改造自我以应驱策，虽历风涛颠荡而终九死而无悔也”。这是王绶琯回国时的心情，三十而立的他，终于“报国有门”，可以为社会主义的建设事业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王绶琯在上海省亲之后便前往南京紫金山天文台报到，任副研究员。百废待兴的新中国一切都是从头再来，当时面临的是“建国之初，人才星散，设备缺如”的局面，所以要做的是“修残补缺，培植新人，谋划新策”。
因此，王绶琯回国的第一件工作，不是立即投入到天体物理学的研究当中，而是跟随张钰哲修复60厘米望远镜，他负责弄清光学系统，参加安装和接收。
提高“时号”精度。对于日常生活而言，时间点可以不用特别精确。而对于国家建设来说，这是远远不够的。当时，国家层面的测绘工作需要统一时间，以保证绘图的精确性。为此，国家紧急调配人马来解决这一问题，王绶琯奉命参加了“提高时号精度”项目。在此之前，上海的同志已经在法国人留下来的授时基础上做了大量的工作。他来了之后，和几位年轻同事齐心协力，很快提出了改进守时、播时、收时以及和野外测绘队紧密联系等应急措施。措施只是临时的，而真正要提高精度，还是需要精密的仪器。为此，王绶琯和罗定江一起到苏联访问，引进了当时较为先进的中星仪器。有了这一利器，再加上他们的日夜奋战，很快就完成了任务。对于王绶琯来说，这是他的第一次科研攻关。
开创中国射电天文学。射电天文学是在二战期间发展起来的一门学科，虽然诞生晚，但对于天文学的发展至关重要，20世纪60年代的天文学“四大发现”，都是射电天文学的功劳。在1956年开始实施的《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草案）》中，国家提出要把基础天文学搞起来。1958年，中苏两国联合在海南岛观测日食，中国科学院吴有训副院长借此契机，引进苏联的技术，推动了射电天文学建设。
观测任务完成后，王绶琯从上海调到北京，开始负责北京天文台射电天文学的筹建。当时，无线电对于大家来说都很陌生，他们便从头开始，边学边工作。1962年起，王绶琯开始在沙河站举办“射电天文学讲习班”，组织天文台和相关高校从业者来学习实践，这些人也成为了中国早期射电天文学的骨干力量。
天文学是一门观测学科。有了人才，没有仪器设备，是无法继续下去的。1958年，中国引进了苏联的射电望远镜。但随着中苏关系的破裂，同时由于苏联的射电望远镜也不能满足观测需要。王绶琯便尝试对苏联射电望远镜进行复制、重新设计、调适，从而研制出了我国自己的射电望远镜，他还将技术和知识输送到了相关工作单位。
王绶琯带领年轻人，在密云基地，筹建了射电望远镜基地。在条件十分简陋的情况下，他们设计和加工了32面6米的天线，建立了密云射电天文阵，为中国射电天文学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当时，澳大利亚天文学家克里斯琴生来华访问，在他的启发下，王绶琯又开始对密云射电天文阵进行改进。王绶琯提出了用“综合孔径”来提高观测效率，并拿出了设计方案，又在克里斯琴生的帮助下，把设计方案变成了现实。
谋划天文学发展全局。1978年，科学的春天开始了，中国的科学事业开始回归正轨。此时，中国科学院开始规划新的科学布局，王绶琯负责天文学部分，开始谋划天文学发展全局，来追赶世界前沿。此时，他提出了“第二代者承先启后，以观测基地与研究队伍之创建为务，期欲在第三四代置我国天文学于世界之林”。为此，他一方面将众多骨干派出国外去访学，另一方面开始筹划各种设备的建设，2.16米镜就是在这段时间完成的。
倡议建造LAMOST（大天区面积多目标光纤光谱天文望远镜）。天文光谱是天体物理学研究的重要基础。起初，一台望远镜仅能测量一个星体光谱，随着技术的进步，望远镜可以同时测量多个光谱。而在许多重要领域，需要测量的光谱数以万计。这一领域有着很大的发展空间。从此入手，可以进一步提高中国的天文研究能力，并积累大量数据。为此，在1980年代后期，王绶琯和苏定强开始组织研究中心，邀请相关专家来讨论，最终在1993年提出了LAMOST望远镜的方案。经过十几年的建设，LAMOST望远镜在2009年通过了验收，成为中国天文界的一架利器。
2021年1月28日，中国科学院院士王绶琯逝世于北京，“忧国岁月暮，窥天夜正长”正是他一生最好的写照。（任安波）
来源：学习时报
来源：科协改革进行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