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舵手”任正非（1）

采写 | 章剑锋

出品 | 网易科技《后厂村7号》栏目

上篇：“未来的世界是知识的世界”

“臭博士”

1997年元月，华为在广东珠海召开了一次产品战略规划会议。正是在那个会议上，李明（化名）头一次和他的老板、时年53岁的华为创始人任正非正式见面。

此时的李明，入职华为仅三个月左右。而彼此见面的形式，也特别。

珠海这次会议，由李明所在的产品战略规划办组织。到了饭点时间，任正非与大家一块儿吃饭，瞧着李明眼生，任正非和他搭话。

21年后的今天，李明向《后厂村7号》记者回忆当时那幕场景，在他复述的任正非的问话中，含有一个中国人特有的敬称——“您”，任正非问他，“您叫什么名字？”、“您在哪个部门工作？”

在任正非亲自拟定的华为《致新员工书》中，用的也是“您”、“您们”来称呼员工。20多年间，版本内容虽经任正非本人数次修订，这个称谓一直保持。

当听李明答说在“战规办”工作，任正非的反应有些揶揄，他说，“又是一个臭博士”。

李明当年是在中国科学院念的硕士学位，还不是博士。

“他一般叫博士都加一个‘臭’字，风趣幽默，这是他的典型风格。”李明说，那时候他刚到华为，对任正非还比较面生，也不感到畏惧和怯场，当即照实回怼了任正非一句，“我不是博士。”

餐饭之间，三言两语，泛泛答问，也就到此为止，任正非没再和他纠缠这个事情。

实际上，“博士”这个名称，在任正非心头是一种份量特别的存在。

孟晚舟早些年在文章中回忆，1999年，任正非在给其父任摩逊扫墓的时候，就许愿过，将来孟晚舟拿到了博士证书，一定要记得烧一份给爷爷。

那一年，已经由华为打杂秘书岗位调入财经部门工作的孟晚舟，同时是南开大学正式注册的商学院在职博士生。在此之前，她刚通过在职学习拿到了华中理工大学（后并入华中科技大学）的会计专业硕士学位。

20年时光迁流、商海淘洗，改易了不少事物，如今这对父女，天各一方，重洋阻隔，在他们的联系中，间或还能闪现出“博士学位”的字眼。

“她自己在自学五六门功课，她准备读一个‘狱中博士’出来，在监狱（作者注：指软禁，生活还是自由的）里面完成这个博士学历出来，也没有闲着，每天忙得很。”在今年5月份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时，任正非这样介绍孟晚舟在加拿大的境况。

图源：央视新闻

去年冬天加拿大事件中，孟晚舟曾说，她想去加国最高学府“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尚德商学院”攻读博士学位。

爱学习——是前华为人告诉《后厂村7号》的任氏父女身上的一个特点。

在读书这件事情上，任正非和孟晚舟父女之间，各有一段跨时空的不无异曲同工的经历。

1974年，群众运动如火如荼，任正非所在的基建工程兵部队奉命在东北建设化纤厂，睡草地、挨严寒，吃着极端的苦，任正非却自感过得还很快乐，因为当时要搞懂现代化设备，拥有可以读书的“特权”，他回顾，“那时在其他地方读书太多是要受批判的，唯有在这个工厂还可以读一读书”。

任正非在辽阳化纤总厂 图源：网络

“业余时间可安排一些休闲，但还是要有计划地读些书，不要搞不正当的娱乐活动，为了您成为一个高尚的人，望您自律。”

日后创立华为，在亲自修订的《致新员工书》中，任正非对新员工这样讲。

打造华为的过程中，也是任正非铆足了劲，网罗和积蓄知识能量的过程。

博士，被摆在了突出位置。在任正非的话语中，博士是华为追求战略领先的重要力量。

《后厂村7号》记者注意到，华为每年都会投入大量的专职人员搞博士招聘，任正非也曾亲自招过博士。而身为华为CFO的孟晚舟，少有的几次露面演讲基本也都是在清华、北大和电子科大这样的高校人才招聘场合。

今年元月份，任正非一连签发了三个旨在讨论如何留住博士人才的邮件，提出了构建冲击战略领先的“华为博士军团”的设想——“瞄准每一个‘城墙口’，构建以少量顶尖人物为先头部队、以集群投入的优秀博士为主战队伍、以优秀硕士为支撑保障组织的战略攻击阵型，进行压强突击，争取用可能的最强力量和最短的时间来突破难点，形成战略领先的优势。”

字里行间，是一副攻夺拼杀的景象。

对于组成战略攻击队伍的这些博士，邮件里提出要予以特别的管理和对待，“可以采用年薪制，也就是一开始就按18或19级水平来确定年度薪酬水准，三年不动，三年后根据实际贡献来确定其个人职级，这样让博士员工在攻坚阶段不用去顾虑薪酬待遇，潜心研究攻坚。即使最后证明看错了，也就三年的薪酬代价。”

华为公司董事兼高级副总裁陈黎芳2015年在北京大学校招会宣讲时称，入职华为的本科和硕士，从14万到17万起薪，最高到35万人民币每年。

据此标准，博士的待遇可以推想。

“在华为奋斗越久越划算，工资变成零花钱，”陈黎芳演讲中的这句话一度在业界颇受关注。爱才不爱财，舍得为人才花钱，这个基调在华为文化中表现鲜明。任正非去年在华为的一次内部讲话中就提到，华为18万员工，每年的工资、薪酬、股票分红超过2000亿人民币，人均超100万元。

“知本主义”出炉了

1997年，是任正非创立华为的第十个年头。

华为当时正在开展一项特别的运动——起草《华为基本法》，从北京聘请了一批大学教授组成起草组，起草、批判、修改、再批判、再修改，内部还发起了数轮全员大讨论。

《华为公司基本法》从1995年萌芽，到1998年审议通过

当年的一位起草组成员刘启（化名）对《后厂村7号》记者形容这个过程，是“八易其稿，两年多的时间，比生个孩子时间还长。”

“知本主义”这个词，在此时期被任正非提倡起来。

在起草基本法的过程中，任正非把知识这一要素看得很重，提出可以把知识转化为资本。刘启觉得，华为的这个理念可以称为“知本主义”，这深得任正非的认同。

任氏说，华为在创业初期，没有资本，只有知本，华为的资本是靠“知本”积累起来的。

于是，在一年后定稿的《华为基本法》中，有了这么一条关于价值创造的定义：我们认为，劳动、知识、企业家和资本创造了公司的全部价值①。

刘启对《后厂村7号》记者说，“华为的成功和重视专家、智囊团队，对知识贡献不讨价还价的密切合作是分不开的。”

任正非重视和承认知识的价值，近水楼台，他们顾问专家也有亲身经历。

担任顾问的他们，每年有一百多天呆在深圳，包吃包住，华为当时给他们每人每月开出5000元基本工资，人在深圳，每天还补贴800元。他们还能向华为公司申报上万额度的研究经费。而当时他们在学校，月工资只有几百块钱。

作为高级管理顾问，他们还享有一项副总裁层级的特别福利：出门可以坐飞机头等舱。

刘启记得，有一回他们教授带着二十几个学生一起去华为，从北京出发，坐满了小半个机舱，住的是暨南大学的旅游学院宿舍，华为方面管接管送、管吃管住。学生队伍到华为公司时，任正非亲自出来迎接，弯腰递给每个学生一张自己的名片。

图源：CFP

“老板希望大家能多在华为工作，他经常说教授不要像蜻蜓点水，要像青蛙一样钻到水里去，才能真正了解企业，了解管理。”刘启把这段过程称之为颇有几分同道知遇意味的“天作之合”，20多年后，虽然已不再担任华为的顾问，但讲到任正非，他还是一口一个“任总”、“老板”。

据他介绍，高级管理顾问并不是虚衔，与任正非也不是雇主与雇员关系，但他们在公司里要佩戴华为工卡，也参与华为的内部会议，并可以敞开发表自己的意见。华为公司有段时间流行说“混沌”一词，就是刘启在一次任正非批评公司管理混乱的内部会议上插话提出来的。

刘启用“共同立场”、“共同价值观”、“共同语言”来评价他们与华为、任正非的关系，“不是所有企业家都看得上管理学教授，很少有企业像华为一样真正把教授们当作朋友，虚心请教，掏心窝子说话。”

气质相投，教授们和华为方面共同合力，写出了日后成为中国企业界一道独特风景的《华为基本法》，也为华为的发展奠定了基石。

基本法六君子聚首，（由左到右）包政、杨杜、黄卫伟、彭剑锋、孙健敏、吴春波。摄于2016年1月2日

图源：中国企业家俱乐部

华为前副总裁李玉琢在其书中就披露，《华为基本法》发布后，影响巨大，“一夜之间人们突然发现‘巨大中华’（当年中国四家通讯业代表企业：巨龙、大唐、中兴、华为）中的老四——远在深圳的华为，才是代表中国通讯业的真正旗手。自此，很多企业、各级政府领导纷纷到华为参观、考察。”②

“毕竟企业家重视知识分子的价值嘛，然后我们在企业里能找到成就感。”彭剑锋对《后厂村7号》记者说。

彭剑锋是当年《华为基本法》起草组的组长，也是教授们的牵头人。最开始，由于正为其他公司做咨询，并没有太重视还是小公司的华为，他对华为的合作邀请响应不热情。任正非指派的一位营销副总两天之内给彭剑锋打了20多次电话，还数次跑到北京登门相邀，才把彭请动。

这是华为历史上第一次聘请外部顾问。

相互合作过程中，也难免发生分歧和磕碰。彭剑锋回忆，当年在华为，有时候就一些观点或看法，任正非也会和他们顾问发生争执，甚至激烈到脸红拍桌子的程度。

但在事后，任正非总能找到一种让顾问们可以接受的方式来恢复、和谐大家的关系。同时，任正非有时候虽然激烈批驳顾问们的观点和主张，但回头再来交流表达时，他们发现，任正非已经将顾问们的东西吸收转化成自己的东西了。

“你只要说的对，是真理，他就能接受。很多企业家是表面上对你很尊重很客气，但你说正确的东西他是排斥的。尊重就体现在这里，首先是尊重你的知识、你的能力，其次才是对你客气。”

彭剑锋留意到，华为从最早请他们人民大学六位教授做咨询，到后来引入包括IBM在内的全球三十多个咨询公司为其提供服务，花费了300多亿人民币咨询费，从未动摇，他认为这使华为获得了全球竞争力。

据相关采访对象介绍，华为无论是在突飞猛进的时期，还是在严酷冬天，都没有削减费用，没有把在一般人看来是“务虚不务实”的管理咨询全部停掉。

1987年，华为公司最早的办公地点是在深圳湾畔的两间简易房

“1998年，华为已经是中国最优秀的科技企业（之一）了。如果短视地看，我已经在中国考第一了，就没有必要花这个钱，而且这个事儿也有点虚。”《华为研发》作者、原华为手机终端公司筹划组负责人之一张利华对《后厂村7号》记者说，那时候，一般公司都会干点“实实在在”的事情，比如大手笔地买厂房、买土地、买设备，甚至买公司。

彭剑锋也说，据他的接触和观察，中国企业往往不大关注看不见摸不着的人才、技术、品牌等软实力投入，“可是硬实力只能支撑企业一时的发展，软实力才能决定一个企业能跑多远。”

“不要随大流”

“记住知识就是力量，别人不学，你要学，不要随大流”——这话是任摩逊对任正非讲的，时间是1967年，任正非23岁，正在上重庆建筑工程学院。

青年任正非

那时候，有知识是低贱的，会被社会主流敌视，知识分子被叫做“臭老九”，而他的父亲，曾经就是这样一个臭老九，被当作走资派关进过牛棚。

走资派的儿子，挺能钻研，后来成了军中的科技标兵，在知识融冰期，还参加了划时代的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受过科学的“春天”洗礼（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曾在大会作报告，豪迈宣称，“科学的春天来了”）。

华为初创期，市场经济蓬勃起步，以房地产、股票为标志的泡沫经济膨胀，知识无用论大行其道，读书人再度尴尬起来。

在深圳特区这样的开放前沿，多的人是轻松倒买倒卖就能发家致富。任正非在1995年冬天华为市场部整训工作会上说，他们这些“真真实实做学问”的华为人（指埋头一心搞技术钻研攻关），每月拿着两、三百元还要累垮身体，他也承认，这不能不让勤劳的人心里没有想法。

但他们有自己的判断，“我们认为未来的世界是知识的世界，不可能是这种泡沫的世界，所以我们不为所动。”

父亲告诫“不要随大流”，儿子则主张要“坐冷板”。

“从事基础研究的人，有时候不需要急功近利,所以我们从来不让你们去比论文数量这些东西，就是想让你们能够踏踏实实地做学问。”

2012年7月，任正非与2012实验室的管理层和科学家召开座谈会，这是他第二次公开提到要耐住寂寞“做学问”。

坐了30年的冷板凳，在一些研究者眼里，华为已经是一家以知识型员工（掌握了先进科学知识与技能的人才）为人力主体的公司。

今年5月21日，在接受包括网易科技《后厂村7号》在内国内媒体采访时，任正非亲自披露一组数据：华为有8、9万研发工程师，在职数学家700多人，物理学家800多人，化学家120多人。此外，他们还设有一个专门的战略研究院，拿着大量的钱资助全世界著名大学的著名教授搞研究。

2018年华为的年报，则特别将手中的专利数量用一个加粗标红字体框出：87805件，全球最大的专利持有企业之一，其中的90%以上为发明专利。

当弥漫在大国之间的卡脖子氛围愈演愈烈的时候，人们开始有所省悟。“知识就是力量”这句老口号，此时又焕发出它应有的色彩。

中篇：胆大包天的理想主义者

吹过的牛都变现了

“华为”——“中华有为”的缩写。

跟踪研究华为20多年的财经作家程东升在《华为真相》一书中称，任正非如此命名，显示他一开始就有了“潜龙之志”。

干大事业，梦想是必不可少的。尤其是在互联网商业时代，会做梦、能画饼的不乏其人，在前华为人看来，任正非曾经也“是一位激情四射的鼓动家”，也敢于梦想。

创业初期，任正非曾先后两次公开对员工放言，描画未来的图景，“10年后，华为要和AT＆T、阿尔卡特三足鼎立，华为要占三分之一天下”、“将来有一天，华为的员工钱太多了，不得不拿到阳台上去晒一晒，要不然会发霉。”

那个时候，华为还是一个草根和土气的小民企，正是艰难时期，任正非的这种敢想，不免让员工哄堂大笑，其情形极易让人联想起秦朝末年的陈胜，他当年为人佣耕时，站在田垄上也曾因发想“苟富贵、勿相忘”而受同伴哂笑。

张利华介绍，当时的华为，“有的人干了一个月、两个月，就离职了。他会觉得我应该去惠普，至少应该去联想。那都是大企业嘛。在华为这么小的地方，我看不到任老板吹的那些牛将来有实现的那一天。”

1995年，华为的年销售收入达到15亿，即将进入中国电子百强企业（1996年），同时和李嘉诚的和记黄埔达成业务合作，要迈出他国际化的第一步（1996年）。

是年，在华为市场部整训工作会上，任正非做了一个题为《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报告中，任正非把他手下的干才“郑宝用同志”称为一个胆大的搞激光的外行（郑大学学的是激光专业），而把自己说成是个“傻子”，两个人碰到一块，任正非自言，“他们多么像现代的堂吉诃德。”又说，“历史上只有敢想才能敢干，只能敢于革命才能善于革命”。

任正非当时将华为的发展历程以革命事业来比拟，提到要感谢那些“强渡过大渡河，爬过雪山草地”的“默默无闻的英雄儿女”（早期员工）。

这是给李明留下深刻印象的任正非讲话稿之一，他甚至清楚地记得，这篇讲话稿发表的时间是在12月26日，篇名完全照搬了开国领袖在陕西一次著名的演讲题目，一字不变。

凭着肯干、实干和苦干，任正非逐渐把吹过的“牛”、画过的饼都变现了。

“只有胆大包天的人才能成为伟大的企业家，任正非就特别典型。”李明说，他这位前老板是理想主义者而不是空想主义者和吹牛大王，是因为他“越理想，越务实，因为他知道（实现）理想太难了，所以他必须脚踏实地，把每一步做得非常好。”

“一味地依赖是没有出路的”

在李明和任正非初见面的那次珠海华为产品战略规划会上，明确的重要事项之一是，华为每年要拨出一定数量的经费，用于战略性预研。第二年（1998年），华为又成立预研部，开始系统性地对具有前瞻性的产品和技术进行研发。同年正式审定通过的《华为基本法》中还明确写道：我们保证按销售额的10%拨付研发经费，有必要且可能时还将加大拨付的比例。

华为这一条，至今没有变过。彭剑锋透露，华为近十年的研发投入达到了4800多亿元。

“华为厉害在于，他的研发投入是整个思科和高通的总和，甚至超过苹果，真金白银在砸钱，中国企业要提升自己的能力，真正要加强研发技术投入。”当年的华为顾问组长彭剑锋这样看待这件事，他认为，华为做得太大、太强了，以致到了让人忌惮的地步。

任正非本人当初对其蓄力研发的出发点有所交代。

“没有自己的科技体系支撑，工业独立是一句空话”，“没有自立的思想，一味地依赖是没有出路的。”

张利华告诉《后厂村7号》记者，在没有预研机制之前，华为和一般企业一样，在产品研发上也是走一步算一步，不成章法和规划，预研机制的确立，使他们的研发和创新方向明晰起来。

“走到哪算到哪的方式就是没有未来的，更不要说引领未来了。”

张利华在其书中记述，早在1993年，华为就开始由被任正非昵称为“阿宝”的郑宝用（现华为公司副总裁）领导芯片研发设计，成立了专用集成电路芯片技术研发队伍，自己设计，外包到台湾、香港、美国的专业制造企业加工，当年底就成功做出了自己的第一款ASIC芯片（用于交换机设备）。

华为自主研发芯片的动机，是要打破产品与技术的瓶颈，当时向国外购买芯片品质不够稳定可靠（故障频发，动不动就烧坏），以及高成本和卡脖子问题（公司经营命脉捏在芯片供应商手中）。1995年，郑宝用的芯片队伍由器件室升级为基础研究部。2004年，独立运作，改为海思半导体公司，华为控股。

华为今年宣布的备胎计划，之前就是这样悄悄在海思手里进行着。

据张利华所知，华为早期的芯片设计工程师很多人没有芯片研发经验，是从对已有芯片的电路解剖分析，鼓捣琢磨加自学实践出来的。

经过20多年蓄力，采访对象告诉《后厂村7号》记者，华为现在已经是全球第五大芯片设计公司，早已超过苹果。在最核心且价格最贵的芯片方面，华为基本具备了自主研发能力，比如固网芯片、无线芯片、手机芯片，都已经能够实现自给自足。

2019年6月21日，华为推出7nm麒麟810芯片

对于可以找到替代的边缘器件和芯片，华为之前没有自研和生产，或仍处于备胎未启用状态，有采访对象对此抱不乐观看法，怀疑华为眼下仓促之间会搞不定。但经历过华为手机部门领导岗位的张利华认为，这不是一个绕不开的瓶颈。

如果当前对华为的封锁继续下去，张利华提到可以通过更换设计和技术方案来化解，据她说，这种做法“在研发当中是经常存在的，我可以更改我的设计，在技术上是成立的。”

华为手里的牌多了起来

在混沌中寻找方向，抓住机会，这是当年成立预研部时，任正非赋予预研立项工作的任务。华为日后的发展历程，也一直没有脱离这条主线。

2009年，一部风靡全球的灾难大片《2012》引起了任正非的注意，世界末日的危机预言和概念被任正非引入到华为研发中，他的一个动作，就是在2011年将华为原有的研发体系加以整合，设立了“2012实验室”。

这是一个庞大的研发架构，根据可见的媒体资料以及采访对象向《后厂村7号》记者披露的信息来看，“2012实验室”下面划分了：中央研究院、中央软件工程院、中央硬件工程院和海思半导体四个主要二级机构，在这四个机构下面，又包含了诺亚方舟实验室、材料实验室、多媒体实验室、香农实验室等总共26个重要分支实验室，遍布全球各地③。

图源：网络

“它是属于26个基础研究的实验室。”前华为某实验室的首席科学家陈阵（化名）告诉《后厂村7号》记者，他在任的时候，2012实验室体系中有23000人。

华为究竟从基础研究的积累中获得了什么？

陈阵说，这让华为手里可打的牌多了起来。以华为手机研发为例，陈阵披露，这个团队在产品技术上就做了很多预先研究，不少东西往往是研究先行，提前一代到三代就着手做了。

“材料一代一代地在前进。华为的手机，他每年换一个新外壳，其实背后已经提前三年干了，包括散热的石墨烯。华为不是要研究屏幕下的指纹传感器吗？四年前就开始干这个玩意儿了。”陈阵说，“你最后会发现，产品经理要做新一代产品的时候，他手上有很多牌，可以随便挑选。有些功能在高端机上用，有些功能在低端机上用，他可以做大量的排列组合。”

作为前华为的基础研究领域科学家之一，陈阵很赞赏任正非的远见卓识，他认为，如果给华为多一点时间，华为将更加强大，“比如说再给他个十年、八年，那他完全自给自足了，全搞定了。”

但什么都要自给自足，是任正非明确反对的，他更倾向于向外国企业进行合作购买，而不是走一条没有朋友的道路。陈阵也同意这一点，他说，任正非希望能够和大家进行分享， “他是希望还是利用全世界知识的创造来为华为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