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以来，单边主义和多极主义在世界各国与地区有抬头趋势。同时，伴随新贸易保护主义持续升温，逆全球化浪潮四处蔓延以及中美贸易冲突风险加剧，这些都给国际环境带来极大不确定性。各类境外投资、经贸摩擦与非传统安全风险事件时有发生，也给中国企业境外投资造成极大不确定性和风险。对于中国海外利益保护来说，2018年是极其复杂的一年，各类传统与非传统风险事件层出不穷，而这些事件也有着极大借鉴启发价值。因此，如何做好今后中国企业海外利益保护的系统化工程是当务之急。本文将对2018年中国企业海外利益保护进行梳理与回顾，并对2019年进行展望。此外，本文将针对相关情况而提出应对方案。
2018年中国企业海外利益保护梳理与回顾
根据商务部统计数据，2018年1月至7月，中国境内投资者共对全球152个国家和地区的3999家境外企业进行了非金融类直接投资，累计实现投资652.7亿美元，同比增长14.1%；对外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838.3亿美元，同比增长8.1%；新签合同额1252.4亿美元，同比下降7.4%；对外劳务合作派出各类劳务人员26.6万人，7月末在外各类劳务人员99.6万人，较去年同期增加4万人。
同时，2018年以来，对外投资行业结构持续优化，非理性投资得到遏制。2018年1月至7月，中国企业境外投资主要流向租赁与商业服务业、制造业、采矿业以及批发与零售业，占比为32.5%、15.8%、11%和9.6%，房地产业、体育和娱乐业对外投资没有新增项目。而在对外承包工程方面，则呈现出行业集中态势。在2018年1月至7月，对外承包工程新签合同主要集中在交通运输、电力工程和建筑行业，总计占新签合同总额的68.2%。
此外，随着越来越多国家与地区开始响应“一带一路”倡议，并与中国签订合作备忘录，使得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倡议共建国家与地区投资合作积极推进。2018年1月至7月，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倡议共建国家与地区中的54个国家有新增投资，合计85.5亿美元，同比增长11.8%；新签对外工程合同额571.1亿美元，占同期总额45.6%；完成营业额450.8亿美元，占同期总额53.8%。
可见，中国企业目前在境外投资已经取得一定成果，“一带一路”倡议共建国家与地区已成为中国企业新增境外投资主要目的地。然而，中国企业在境外投中存在的重大风险也不容小觑。自2012年以来，境外高风险地区针对中资企业和人员的安全事件频发，提升与加强中资企业境外机构与人员的安全风险防范能力已迫在眉睫。
近日，加拿大安保公司GardaWorld联合瑞士风险咨询公司IHS Markit共同发布了“2019年全球差旅风险地图”。在该地图中，以颜色从浅到深标注了各国风险系数。其观点认为，“一带一路”倡议共建国家与地区的风险系数仍然较高。同时，该地图也标识了全球风险系数上升最快及绑架勒索可能性最高的国家与地区。其中，全球风险系数上升最快的国家与地区为尼加拉瓜、利比亚、索马里、马里、莫桑比克，而全球绑架勒索可能性最高的国家与地区为阿富汗、墨西哥、尼日及利亚、菲律宾、委内瑞拉。
早前，英国经济学人智库也从“机遇”和“风险”两个维度出发，对中国企业已进行投资布局的国家与地区进行分类。可以看出，“高风险、高收益”国家与地区基本处于“一带一路”倡议共建国家与地区沿线。目前看来，中国企业在境外投资中所面对的风险来源主要来自“一带一路”倡议共建国家与地区。这些国家和地区现在都处于新旧体制转轨期，社会矛盾、宗教矛盾、种族矛盾等问题日益尖锐，长期冲突不断。此外，有些国家政权更替频繁，由此而产生政局动荡。因此，中国企业在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投资都存在一定风险，中国企业驻外机构和人员的人身和财产都面临极大风险。而中国企业在西方发达国家的投资则面临法律合规风险，若不遵从当地法律，则会给投资项目带来重大损失。
2018年，根据ICC-iCover全球安全研究信息数据库的统计，中国在已投资的世界各国与地区面临主要风险及部分案例如下：
亚洲地区——
（1）巴基斯坦：2018年，巴基斯坦政局在大选后趋于稳定，总体属安全可控。虽然军警在反恐方面开展的行动取得一定积极效果，但宗教极端暴恐威胁持续，多地安全形势依然严峻。宗教节日前后，“巴基斯坦塔利班运动”等恐怖组织常针对政府与军警设施、什叶派穆斯林或基督教的宗教集会以及人口稠密地区发动袭击。近期，中国驻卡拉奇总领馆遭俾路支分离组织恐怖袭击，中巴经济走廊建设面临的分离主义威胁将长期存在。此外，有关情资显示，一些武装组织正策划针对中方在巴项目和人员实施破坏和攻击活动，可能采取袭击、绑架等手段。目前，巴基斯坦主要风险包括恐怖活动风险、民族宗教文化风险、社会治安风险等。
案例：2018年11月23日上午9时15分许（伊斯兰堡时间），位于巴基斯坦第一大城市卡拉奇的中国总领馆遭受三名武装分子袭击。袭击前后持续约75分钟，共造成4名巴方人员遇难，其中包括两名巴方警卫人员以及一对巴籍父子，而三名袭击者亦被击毙。在此次袭击发生后，巴分离主义军事组织“俾路支解放军”宣称对袭击负责。而经过调查，巴方认为，此次袭击事件与印度调查分析局具有莫大关系。可见，这次针对中国驻卡拉奇总领馆的袭击事件表现出中国政府与企事业单位驻外机构时刻面临着各类风险，安全隐患极大。
（2）印度：2018年，印度政局趋于稳定，安保措施相对健全，政治稳定性强，社会治安情况总体良好，社会犯罪率相对较低，风险水平较低，总体属安全可控。但经济运行和经济环境存在明显弱点，暴恐活动、民族宗教冲突仍时有发生，社会不安定因素仍长期存在。印外部安全环境相对良好，与中印边界争端及印巴传统矛盾不会激化为严重的地缘危机，与巴基斯坦在克什米尔地区边界交火事件成为常态。而印国内局部安全风险主要来自极端主义团伙、东北部地区民族主义分离武装以及东部的纳萨尔农民反政府游击队。当前，印度政府，如内政、安全、国防部门对中国的疑虑心态依然严重，屡屡以“安全威胁”为由限制中国企业在印承包工程项目，中国投资者在印度遭遇歧视性待遇的风险始终存在。目前，印度主要风险包括社会治安风险、民族宗教文化风险、工会组织运动风险等。
案例：2018年，印度孟买跨海大桥项目，两家中国企业对其进行投标。在项目后期，因安全审查的疑虑影响印度中企布局，两家中企退出竞标印度孟买跨海大桥建设工程项目。
（3）孟加拉国：当前，孟加拉国进入国民议会换届选举政治敏感时期，选举相关集会示威及潜在暴力袭击事件将不断增多，但将不会出现2013至2014年间的暴力破坏性罢工示威骚乱。2019年“世界穆斯林大会”前夕，发生派系暴力冲突，让近期大选蒙上阴影。最近数月，孟国内安全形势依然严峻，首都周边针对伊斯兰教极端武装组织“孟加拉圣战者大会党”或“伊斯兰辅助者”的安全行动时有发生。偷盗、抢劫甚至持械入室抢劫等严重刑事案件也时有发生，社会不安定因素仍长期存在。目前，孟加拉国主要风险包括政治稳定性风险、社会治安风险、恐怖活动风险、民族宗教文化风险等。
案例：2018年4月10日，孟加拉国北部朗布尔区（Rangpur Division）戈伊班达县（Gaibandha District）Sundarganj分县（Upazila）Tarapur乡（Union），当地村民因抗议某孟中合资企业建设太阳能电厂事宜与警方发生冲突，并对该企业的安萨尔（Ansar）营地实施纵火，遭警方鸣枪驱散，对峙冲突造成10人受伤，其中4人受枪伤。随后，当局在该地区部署大量警力维持秩序。本次冲突事件起因系，近期该孟中合资企业购买4至7英亩土地，计划在Sundarganj分县的Laatshala与Charkhorda村建立一个太阳能电厂，但遭当地村民反对，称建厂后将失去农田，影响其生计。2018年4月7日，该企业在河边用河道清淤机堆沙填河作业时，遭当地村民阻挠停工。村民与工人发生对峙冲突，清淤机被毁。
（4）斯里兰卡：2018年，斯里兰卡政局处于动荡敏感期。自2018年10月26日以来的现任总理与总统两派之间的纷争暂时得到缓解，维克勒马辛哈重返总理宝座。然而其仍面临诸多挑战，不仅包括每况愈下的严峻经济形势，同时还包括今后可能更为激烈的党派斗争以及未来大选有可能带来的各种难以预测的挑战。此外，各地针对社会、经济、宗教等问题的示威、冲突和罢工活动均时有发生，社会不安定因素仍长期存在。目前，斯里兰卡主要风险包括政治稳定性风险、社会治安风险、民族宗教文化风险、工会组织运动风险、罢工与劳工骚乱风险等。
案例：2018年8月31日，斯里兰卡前总统胞弟、前国防部长Gotabaya Rajapaksa已致信全国专业人士与知识分子，呼吁参与大规模反政府示威。其指责本届政府任意及非法推迟省级选举；不顾利益攸关方、专家与人民的强烈反对，仍将对主要经济部门的控制权移交给外国利益；以最不专业和不道德的方式签署协议，且未经议会审议。9月5日，斯里兰卡数万名反对派支持者走上首都科伦坡街头示威，封堵首都一些主要道路，指责政府贪污，将国家资产出卖给外国，要求政府下台。示威者批评政府将汉班托塔港出租外国99年。
（5）菲律宾：2018年，菲律宾政局大致稳定，总体属安全可控。但国内社会治安状况较差，枪支泛滥，刑事案件、绑架及恐怖袭击时有发生。菲南部棉兰老岛，伊斯兰教极端分子仍较为活跃，马巫德组织、阿布沙耶夫组织、“莫洛国伊斯兰自由斗士”等均已宣誓效忠“伊斯兰国”，该岛戒严令将至2019年12月31日。近年来，菲地方势力尤其是南部地区争斗加剧，绑架、凶杀、盗抢等案件呈快速上升趋势，涉及华侨华人的恶性案件也居高不下，社会不安定因素将长期存在。此外，菲南部地区海盗活动日益猖獗，已成为对抗政府反恐行动的重要手段。在菲南部苏禄海域，被绑架人数创10年新高。目前，菲律宾主要风险包括社会治安风险、恐怖活动风险、武装冲突风险、公共卫生安全风险等。
案例：2018年6月，中国某工程公司退出马拉维地区重建项目。2017年组建的菲律宾马拉维地区重建工作组，确定了9家公司参与重建工作，分别为5家中国公司和4家菲律宾公司。但菲律宾突然修改本国法律，要求参与政府项目的外国公司占股不得超过30%，菲律宾本国公司股权最少为70%，所以在五家中国公司中占股最大的中国公司无奈退出马拉维重建。
（6）马来西亚：2018年，马来西亚政局较稳定，治安状况总体属安全可控。但近年来，全国持刀抢劫案发生率有不断上升趋势，首都吉隆坡的犯罪案件也时有发生，包括富人区和拥挤的公共场所，但涉枪事件较少。此外，马来西亚潜在恐怖活动风险犹存，尤其是东马地区，包括“阿布沙耶夫组织”在内的诸极端组织有能力在该地区周边实施绑架勒索、招募成员、滋扰袭击等。同时，马来西亚海盗活动也越来越频繁，海盗主要出没在马来西亚与印度尼西亚交界水域，对过往商船和游轮形成极大威胁。目前，马来西亚主要风险包括社会治安风险、恐怖活动风险、民族宗教文化风险、公共卫生安全风险等。
案例：2018年7月，马来西亚以成本太高为由，宣布暂停由中国支持、价值约220亿美元的三个大型项目，包括东海岸铁路(East Coast Rail Link)项目——这条铁路按规划将连接马来西亚欠发达的东海岸与泰国南部和吉隆坡——以及两条造价均超过10亿美元的管道。中方企业担心停工会产生额外的费用，且还会影响到2250名当地员工以及数百家分包商、供应和顾问公司的生计，对此表示痛心和关切。
（7）柬埔寨：2018年，柬埔寨政局整体稳定，安全风险较低。同时，柬经济高速发展，吸引外资力度较大。但是，柬国内政党之间的斗争，容易对中柬关系和在柬投资的中国企业带来一定负面影响。近年，柬埔寨在保持亲华的同时，也注重发展同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关系。而美国也空前重视东南亚这一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的区域，视柬为美东南亚战略中的重要一环，故美一直在扩大对柬影响力，遏制中国影响力南下。另一方面，美国扶持柬亲美的救国党，对柬埔寨政局造成较大负面影响，不利于柬经济稳定发展。2017年底，因柬亲美、亲西方的反对党被解散，柬美双边关系逐渐紧张。美等西方国家就此问题职责柬埔寨，并威胁进行制裁。目前，柬埔寨存在主要风险包括国际关系风险、社会治安风险、自然灾害风险等。
案例：2018年2月25日，柬埔寨柏威夏省某村70名村民抗议一家中企糖厂在该村清理林地，当地村民极力反对将土地的使用权让给该中企公司进行种植甘蔗。村民扣留了中资公司四辆拖拉机,且拒绝归还给物主。中国对柬埔寨投资主要集中在能源、矿业、轻工、房地产等行业，不可避免地涉及到土地问题，而且大规模的开发对于生态环境、居民生活都会产生巨大影响。加之当地法制不完善，部分政府官员通过土地谋求私利，造成强制拆迁现象的不断出现，容易导致民众对中资企业的不满，并成为某些人扩大事端的借口。
非洲地区——
（8）尼日利亚：2018年，尼日利亚政局总体平稳。但是，在2019年2月即将举行总统选举，政治集会示威将增多，近期政治形势不容乐观。尼东北部“博科圣地”恐怖势力持续活跃，自杀炸弹袭击与武装袭击事件时有发生。近年来，高贫困率、高失业率、民间枪支泛滥，导致社会治安欠佳，针对外资企业与外籍人士的抢劫、绑架事件时有发生。部族、教派、地区等矛盾频繁引发械斗、骚乱等群体性事件，尤其是尼中部“中间地带”多宗教信仰和各民族混居地区，社会矛盾异常尖锐、错综复杂，游牧部族与定居族群间常因牧场与水源纠纷爆发冲突。尼南部三角洲武装势力长期活跃，常袭击当地油气设施。南部几内亚湾海盗绑架与袭击风险仍较高。全国多地当前仍在流行的疫情包括拉沙热、脊髓灰质炎、黄热病、霍乱等。此外，根据国际海事局发布的海盗活动报告，尼日利亚沿海仍是目前全球最危险的海域之一，时常发生船员在尼附近海域被海盗绑架的情况。目前，尼日利亚的主要风险包括恐怖活动风险、民族宗教文化风险、社会治安风险、政治稳定性风险、公共卫生安全风险、工会组织运动风险等。
案例：2018年2月26日，尼日利亚西南部奥约州（Oyo）首府伊巴丹市（Ibadan）伊多（Ido）地方政府管辖区(LGA)与奥贡州（Ogun）Odeda地方政府管辖区(LGA)的6个社区愤懑居民在某中方项目驻地外集会示威，抗议某项目中方工人在施工过程中，持续在人口稠密地区使用炸药，导致当地社区居民房屋、农场被毁、大量家禽死亡，造成约数百万奈拉（naira，NGN）经济损失。居民要求政府出面尽快调解该问题，否则将发起进一步示威抗议活动。
（9）赞比亚：2018年，赞比亚政局较稳定，总体属安全可控。但是，恶性抢劫事件时有发生，且近年来针对中国公民和企业的案件增多，有的甚至危及被抢者生命。近期出现的由反对党发布谣言引起的排华浪潮，更是对部分中方人员造成重大财产损失。2018年11月6日，中国驻赞使馆发布安全提醒，呼吁铜带省基特韦市区的中资企业、中国公民近期加强安全防范。目前，赞比亚主要风险包括社会治安风险、民族宗教文化风险、局部政治稳定性风险等。
案例：2018年11月5日，赞比亚中部铜带省（Copperbelt）境内、赞第二大城市基特韦（Kitwe），因谣传称政府计划将国有企业“赞比亚林业公司”（ZAFFICO）出售给中国私人买家，当地民众举行排华集会示威，用燃烧的轮胎、木头、石块阻塞基特韦路与附近的T3高速公路；基特韦的奇姆韦威(Chimwemwe)、Kawama、Buchi、Kamitondo等地区，多家中资商铺遭打砸抢，造成严重财产损失。铜带省警方确认，在本次示威骚乱中已逮捕101名闹事者；有报道称，警方开枪打伤1名闹事者。未来数日与数周，不排除该事件后续持续发酵，被别有用心者利用，继续煽动排外、仇外骚乱，波及当地中方项目的可能，值得中方机构与在外人员持续和高度重视。虽然政府已澄清，仅计划将该公司在卢萨卡证券交易所上市，并无出售给中方的计划，但部分民众依然对赞政府不惜牺牲赞比亚人民利益不满。
（10）阿尔及利亚：2018年，阿尔及利亚政局趋于稳定，总体属安全可控。自2011年“阿拉伯之春”以来，阿民众各类示威活动时有发生，主要为谋求改善住房、电力、工作等社会福利，极少挑战政权。近年来，国内社会治安状况日益恶化，偷抢等案件频发。目前，阿境内有约800至1000名“基地”组织及“伊斯兰国”武装分子，多活跃于北部边远山区和边境地带，或流窜于邻国利比亚、突尼斯之间，故阿国内安全形势较为严峻。目前，阿尔及利亚主要风险包括社会治安风险、恐怖活动风险、民族宗教文化风险、工会组织运动风险、公共卫生安全风险等。
案例：2018年11月27日，4名中国工人遭到6名本地人行凶并抢劫，其中1名工人已确认死亡。
（11）肯尼亚：2018年，肯尼亚政局稳定，经济发展速度较快，总体属安全可控。但是，加里萨郡、拉穆/拉姆郡、曼德拉郡、瓦吉尔郡东北部地区频遭索马里“青年党”袭击，安全形势严峻。加之国内失业率居高不下，民生问题突出，非法武器扩散，部族暴力冲突与社会治安事件时有发生，尤其是图尔卡纳郡、西波克特郡、桑布鲁郡、马萨比特郡、伊西奥洛郡等西北部地区。目前，肯尼亚主要风险包括恐怖活动风险、社会治安风险、民族宗教文化风险、工会组织运动风险等。
案例：2018年10月5日，肯尼亚移民局以检查工作签证为由，要求某中资安防技术公司人员持护照在住处等待检查。但是，在肯工作人员登门时，除了移民局工作人员外，还有肯犯罪调查局探员以及多家媒体。此后，该公司人员被肯移民局带走并转交犯罪调查局。10月6日，肯各大媒体发布带有图片、文字、人员姓名和敏感字样的新闻稿，定义这是一起“涉及肯国家安全”的重大案件。
欧洲——
（12）希腊：2018年，希腊政局基本稳定，总体属安全可控。但希腊极左翼分子与无政府主义组织偶尔会对政府机构、电视台等目标发动滋扰破坏袭击，以获得媒体公众关注并寻找存在感，并非意图制造伤亡，但仍可能殃及无辜路人与周边商铺。自2015年夏季，希腊债务危机深化以来，此类组织滋扰事件不断增加，主要目标包括政府与警方设施、外交与金融机构、公证处、政府公署、大使馆、媒体机构等企业机构；雅典市中心伊哈瑞亚区系滋扰高发地区。目前，希腊主要风险包括社会治安风险、潜在恐怖活动风险等。
案例：2018年4月18日，某中企控股的希腊比雷埃夫斯港发生希腊工人持续罢工事件。5月40日，某中企在比雷埃夫斯的货运中转站被中方关闭，引发港口工作人员不满，且严重干扰货物运输，同时也引发港口希腊管理方的愤怒。因此，希腊工人随即开始罢工，并声称中国企业未履行雇主义务。他们根据劳工法的新规定，要求提高工资待遇或找重新找工作。此后，劳资双方纠纷愈演愈烈。8月25日，比港工人工会主席马科斯·贝克里斯被一伙不明身份的歹徒殴打，形成重伤。为此，由希腊共产党领导的“希腊全体工人战斗阵线”这一工会组织认为，此举是由于比港控股公司指使人所为。9月3日，该工会组织发表声明，指责中方股东严重侵害希方员工利益，应严惩凶手。此后，比港希腊工人再次发生罢工事件，并最终以双方和解而告终。而11月28日，雅典全市范围内发生由希腊工会领导的罢工运动，并传播至比港。此举也导致比港希腊工人又一次罢工，给港口日常运作带来损失。可见，中国企业在境外进行投资时，除了注意社会治安和恐怖活动等安全风险外，也须防范由当地工会组织带来的工会组织运动风险以及罢工与劳工骚乱风险。
大洋洲——
（13）澳大利亚：2018年，澳大利亚政局稳定，总体安全属可控。但是，自2015年以来，澳大利亚遭受恐袭威胁级别长期维持在“可能”等级（5级预警体系中的第3级），近年来已挫败十几起恐袭图谋。2018年11月9日下午，澳大利亚东南部维多利亚州首府墨尔本市中心中央商务区伯克大街发生致命恐袭。本次墨尔本恐袭地点附近有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的语言学校、莫纳什学院等学校，不少中国留学生正在附近上课，所幸澳当局不断提升反恐能力以及墨尔本警方及时处置。目前，澳大利亚面临的主要风险包括恐怖活动风险、工会组织运动风险等。
案例：2018年8月23日，澳大利亚以国家安全担忧为由，禁止华为和中兴为其规划5G移动网络供应设备，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禁止中国网络供应商进入其5G网络市场的国家。澳方这一行为，违背了自由贸易公平竞争和非歧视原则，同时也损害了中澳两国企业合作以及澳大利亚广大消费者的利益。
（14）巴布亚新几内亚：2018年，巴新国内政局稳定，社会安全属于总体可控。但社会治安问题依然严峻，社会冲突事件多发，面临较大社会治安风险。至今，巴新首都莫尔兹比港仍为全球最不适合外国人居住和投资的城市之一。2018年11月以来，巴新多地都发生警民冲突事件且持续较长时间。此外，截2018年12月，巴新2018年已报告至少21例脊髓灰质炎病例，疾病防控形势严峻。目前，巴新面临的主要风险包括社会治安风险、社区冲突风险和公共卫生安全风险等。
案例：2018年4月20日，巴布亚新几内亚东端的布干维尔自治区（Autonomous Region of Bougainville）临时首府布卡镇（Buka），一家巴中合资Solmal超市因出售疑似印有当地男子传统成年仪式Upe帽的男士女士内衣裤，引起部族领袖关注与交涉，该事件受机会主义不法分子利用，趁机哄抢该超市，遭警方干预平息。但随后，另一家未出售争议商品的华商BCM超市又遭不法分子劫掠哄抢一空。Solmal超市事后评估，损失超过200万基那（kina，PGK，约合395万元人民币）。虽然Solmal超市负责人声称销售内衣仅印有区旗标志，而并非用Upe本身做为商业化卖点，但确实引发中外文化冲突争议纠纷，值得中方在外人员足够重视，需提前做好文化冲突相关功课，避免因纠纷受到不必要的影响。
二 2019年中国企业海外利益保护状况展望
如今，虽然“和平与发展”仍是当今时代主题，各个国家与地区仍在谋求经济发展，不同国家与地区间相互联系更为紧密。但是，纵观全球，不稳定和不确定因素开始逐渐增多，地区动荡热点问题此起彼伏，传统和非传统安全问题互相交织，2019年国际总体安全形势仍十分错综复杂。
（1）大国关系新一轮调整互动，不稳定性增加
世界各大国为抢占新一轮更高水平综合国力竞争制高点，抓紧调整各自发展战略、对外战略和国家安全战略，积极拓展发展空间，增强自身实力地位。大国之间既相互合作又相互竞争，既相互借重又相互牵制，西方大国与新兴大国之间围绕国际规则与秩序的战略博弈向纵深发展。因此，在2019年，中美两国间的摩擦甚至冲突或愈演愈烈，给世界稳定带来了极大不确定性。
（2）美国推进“重返亚太”战略与“印太战略”，打破地区现有平衡
2012年6月，奥巴马政府推出“亚太再平衡”战略，对美国未来在亚太地区的战略部署进行细化。2017年，特朗普政府也提出了“印太战略”。所谓的“再平衡”与“印太战略”无疑是美国想修正因经济相对衰退而导致的与亚太大国不够“平衡”的关系，通过加强与地区盟国关系和利益捆绑，扩展与非盟国之间的双边关系，继续充当地区事务的主导者和制度框架的重构者，以应对一切能够对其构成的威胁，实现美国利益的最大化。美国战略重心之所以要“东移”，源于美国对维护全球霸权的“焦虑感”。美国家情报委员会所发表题为《2030年全球大趋势：变幻不定的世界》的战略分析报告认为，美国正在失去“单极”地位，l0年后将不再有任何“霸权主义”国家。而这种趋势正是美国不愿意看到的，因此，美国必将采取措施，继续寻求保持霸权的着力点。在美国背后支持鼓动下，亚洲地区原本平静的问题再度突出，存在向冲突方向发展的苗头。
（3）新兴国家冲击旧有的国际关系，重要性更加突出
目前，中国、印度、巴西等新兴国家的崛起，给世界格局带来新的变化，全球治理和国际体系的变革要更多适应和反映发展中国家对发展环境的要求。新兴国家的快速发展，虽然对旧有国际体系构成重大影响和冲击，但这些国家并未寻求从根本上改变现行国际秩序和体系。虽然如此，新兴国家实力增强的同时，更愿意看到现行国际体系在保持稳定的基础上，能够更加合理。
当前，新兴国家与发达国家处于一种新型关系重新定位的磨合期。新兴国家要求增加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经济和金融体系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对于国际责任应继续坚持新兴经济体与发达经济体“共同但有区别”的原则，对于全球挑战应加强国际合作、反对单边主义等。要使新兴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新型关系的发展更加有利于世界格局的重塑，这需要发达国家更多的理解与适应，也需要新兴国家更多的努力。
因此，2019年，风云诡谲的国际形势给中国企业境外投资和海外利益保护带来巨大挑战。根据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的研究，将中国企业在海外地区面临主要风险分为五类：政局动荡，如在南苏丹等极高风险国家，因政权更迭引发社会动荡甚至内战，而近年来随着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国的族群矛盾日益尖锐，中国企业在这些国家的驻外机构与人员也面临着极大风险；武装冲突，在一些国家和地区不时爆发的武装冲突已经对企业施工人员造成了重大人身威胁，并直接导致停工、停产甚至人员伤亡；绑架劫持，如在巴基斯坦、马里、菲律宾、南非等国家都存在比较普遍的绑架外国人的犯罪现象，近几年一些中国企业为了赎回被绑架人员已经支付了几十万美元的巨额赎金；盗抢、诈骗与敲诈勒索，在部分“一带一路”倡议共建国家与地区，盗抢、诈骗、敲诈勒索中资企业与人员的犯罪行为比较普遍，而一些国家警方办案效率低下，偏袒本地犯罪分子，造成中国企业驻外机构与人员带来不安全感；社会动乱与劳工骚乱，如在委内瑞拉等地区，受政局动荡、经济衰退等因素影响，其社会秩序与治安形势在近期快速恶化，部分地区已经发生大规模哄抢店铺、洗劫工地的情况，而在卡塔尔、阿尔及利亚、缅甸、印度等国，当地工人与中国企业管理人员、中方员工的冲突频发，在部分地区甚至引发了占据厂房、围堵营区的严重事件。
2019年，针对中国企业驻外机构和人员的安全风险事件将继续高企，此时则需加强安保与防护，实现海外利益保护。但是，在目前条件下，指望中国如同西方国家一样，采取“霸道”的方式来维护国家海外利益是不现实的。这不仅是因为现阶段中国政府对于全球高风险地区还缺乏治理经验与深厚人脉，而且也是因为中国政府对于帝国主义的全球拓展方式，本身就秉持着反对态度。除了如利比亚、也门战争等极端状况下，中国的海外利益保护可以政府间国际合作、私人保安市场购买服务与华人华侨社区合作自保这三个方面为主要依托来实现。
三 中国企业境外安全体系与风险管理应对建议（略）
1.企业境外安全管理体系建设顶层设计
1.1企业境外安全管理体系建设的基本原则
1.2企业境外安全管理体系建设的基本思路
2.境外安全风险管理体系建设举措建议
2.1完善安全风险管理制度建设与落实
2.2加强风险信息收集与研判
2.3开展安全风险评估与防控
2.4强化突发事件应急与演练
2.5落实安全管理资源保障与共享
2.6探索安全风险转移与规避
2.7推动安全管理文化营造与传播
